人生有多少要改改写写

到了多年不见的县城,直接去了医院,母亲躺在那里,艰难地呼吸着,好像比我离开时还胖了些,只是不再睁眼了,发着低烧。医生说大面积的出血,希望不大,或没有希望。这是第三次了。
 
我一直有个希望,希望母亲早点离开这个世界。
 
第一次是九二年,我在上海,那时候喜欢通宵干活,早上的时候阿木来的电话,姐姐让他打的。打车去汽车北站,我那时还有汽车运输公司的工作证,多少帮了忙,坐上下午一点的长途回家,没有座位就挤在前面的机盖上。后来发现司机是小学的校友或同学,好多好多年不见,大家试探着认认,不过他总不大同意,就说我是高中的学生,中途的时候,他招呼我一起吃过一顿他们的饭。
 
两个司机不停地开,二十几个小时之后到达。
 
母亲的病床靠窗,那种老式的铁架,几十年没换过,三个病人一个房间。姐姐,二姐,父亲和大哥陆陆续续见了面,人多也用不上,父亲一伙的功夫不见了,不知去了哪里。母亲还清醒着,想的只是怎么办怎么办,一脸如常的疙瘩,从来没有,后来也一直没有解开的。
 
冬天的溪水很冷,母亲提着沉沉的父亲和哥哥的衣服到了河边,洗着洗着,头很痛,裂一般的,挣扎回到家,不行了,就躺下。哥哥一往地捣鼓着,看到母亲倒下,似乎不好玩,懂了点事情。消息最后传到姐姐那里,医院没有可用的车,她想方设法地去找我老单位的领导,终于用客车将母亲送到城里。
 
冬天的母亲,一手一脚的冻疮。
 
病房里有张藤椅,估计先前的病人留下的。我也留下。
 
父亲第二天回来了,说去了教堂,很远的小镇,很远的地方。好像我去过。城里也有教堂,只是国产的,不地道。
 
开始大家送点饭,母亲基本上挂瓶,吃不多,牙也不多。我要做是喂饭,安慰和按摩和接小便,在点滴空了之前从打盹中醒来叫护士。三天后,大家觉得该换换班,阿木搞了些海鲜,啤酒,他姐一家出门了,洗了澡,吃喝,一房间的垃圾也没收,他姐几天后回来了,说是印象非常深刻。醉了之后下了山坡回到他家就睡了,还是那张床。
 
在我躺着睡觉的夜晚,母亲爬了起来,想去厕所,她历来不习惯麻烦别人,二姐正睡着。母亲的努力的后果很严重,终于掉下来,并开始使用导尿管了。而我从此没有了酒肉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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